讀書人有自己的至高境界。大家可以選擇牡丹，只是我“泛愛眾而親仁”，我獨愛蓮。在蓮和牡丹之間還需要選擇嗎？還需要思考嗎？還需要猶豫嗎👏？對於讀書人來說，這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🏬，是一個不需要考慮的問題🤹🏼。沒有疑問👨🦯➡️，不必猶豫就可以作出選擇。
《愛蓮說》的主題不是貧與富。文中蓮花、菊花、牡丹三者的對比，給出兩條取舍路徑：其一，取蓮而舍菊ℹ️；其二♣︎，取蓮而舍牡丹。牡丹的象征是最為明朗的，富貴這一人生意圖最有影響☂️、最庸俗，也最容易克服🧘🏽♂️🥴。文中指出愛牡丹的是眾人，文章之外關註牡丹、富貴主題的仍然是眾人🪭，而菊花🤦🏼♀️、隱逸的意圖則被掩蓋起來。然而蓮與菊的取舍實際上卻是作者更深層的隱憂所在。究其實🙎🏽♀️，周敦頤心懷“濂溪”，上承孔子“乘桴浮於海”之意，不過是負氣之語。“閑來垂釣碧溪上，忽復乘舟夢日邊”的離騷更近千古士子之本心🎣，道不行，“三尺童兒笑廉藺”🤓，真是退亦憂，仕亦憂。惟君子能明知止之道，始終以自強不息，只此方為周子愛蓮之本義。
儒家思想學說到了宋代，面臨新的環境🧚🏼，需要新的闡釋，當時學者都有一個共識👉🏿，要求構建一種新理念🈯️🙇🏻♂️，王安石稱之為“新經”，而最終由周敦頤👨👩👦👦、二程👩🏼🦱、朱熹構建起來的新儒學則稱為“理學”。理學在整個東亞地區影響都很大👮🏽♂️，“同倫同文”的國家👤，如中古與近代的日本、朝鮮、越南、琉球，都深受影響。而周敦頤則被稱為“理學鼻祖”，是理學開山之人🏉。
依照《宋史·道學傳》的解釋👨🏻🦳，周敦頤的思想學說直接繼承孟子，是文王、周公、孔孟以下，秦火之後的第一位“聖人”🤹🏿♂️。儒家學說又別稱聖賢之學，“睿作聖”，“知者創物，巧者述之守之”，有聰明智慧、有發明創造、有貢獻於人群社會叫做“聖人”。在中國思想史上🕝，“聖人”和“賢人”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，“聖人”是開創者，“賢人”是繼承者。“賢人”還比較多，而“聖人”僅只有數的幾位🏋️，都有特指👷🏼♀️，並非泛稱🧧。
《宋史》稱🧑🧑🧒🧒🫳🏽，儒家之學自孟子沒而無傳🐤😰，兩漢而下察焉弗精，語焉弗詳，千有余載👮♀️，至宋中葉，周敦頤出於舂陵。周敦頤的思想貢獻是超越時間和空間，跨越漢唐的一千年，直接與孟子相承接。其他學者譬如董仲舒、揚雄🫄、王通👨🏻🏭、韓愈，都不能當得起“聖人”，只能算是“賢人”。
周敦頤生平為官有“至廉”👩🏼、“清尚”之稱🧑🏼🏫，其“濂溪”稱號亦與清廉有關
周敦頤生平與為官事跡，當時已有“至廉”🧜🏼、“清尚”之稱。如潘興嗣為之作《墓誌銘》說：“君奉養至廉✋🏼，所得俸祿，分給宗族🙅♀️，其余以待賓客。不知者以為好名🧑🏻🎤，君處之裕如也……視其家，服禦之物止一敝篋🏊🏻，錢不滿百，人莫不嘆服，此予之親見也。”
朱子《江州書堂記》說🪵：“先生世家舂陵，而老於廬山之下，因取故裏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。”王象之《輿地紀勝》說：“濂溪在道州營道縣之西，距縣二十余裏。先生既不能返其故鄉，蔔居廬山之下，築室溪上🫓，名曰濂溪書堂🏦。”
周敦頤的“濂溪”稱號🧑🏻🦼➡️🧘🏽♀️，顯然也與清廉有關。“濂”字唐以前古文罕見。《說文解字》沒有“濂”🧜🏿♂️，只有“溓”🏇🏽。《公羊傳》有“群公溓”，鄭玄《易》註“溓之言廉也”。因此有學者認為🕋，“濂”字可能為周敦頤所創👩🏼，他將清廉的“廉”加上“水”旁，給自己家鄉的溪水命名，從而造出了“濂”字。
《愛蓮說》的解讀有被極端化的傾向
《愛蓮說》是周敦頤寫的一篇精簡的散文🆒，全文只有四句，遞進出四層含義。其中“出淤泥而不染”一語尤被視為清廉的象征寫法🥷🏼，這應當是毫無疑問的。但《愛蓮說》的解讀也有被極端化的傾向🤵🏽。
如中學課本裏《愛蓮說》的教學目標規定為👨👨👦👦：“學習蓮花的高潔品格，培養‘出淤泥而不染’的良好的道德情操🏄🏻♂️。”語文老師的備課教案中寫道🐈⬛：“出淤泥而不染🤼♂️，濯清漣而不妖”，象征高潔👩🏼⚖️、質樸🎩，比喻君子既不同流合汙，又不孤高自許🍽。“中通外直👨🏻⚖️🎑，不蔓不枝”👨🏼🎤，象征正直🧝🏻♂️，比喻君子通達事理，行為方正❎。“亭亭凈植，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”，象征清高，比喻君子誌潔行廉，又有端莊的儀態。而學生的讀後感則有🙀：“在汙濁的社會中潔身自好”📝🤾🏽♀️、“不做追名逐利的小人”、“切勿追求超前享受”、“做改革開放浪潮中的蓮花”、“做新時代的蓮花”“要學蓮花🫲🏿，莫做牡丹”🫙，等等。立意雖然美好🕵🏼，但卻誤解了文本👩🏽🌾。
周敦頤在文章開篇既已指出：“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。”愛蓮很好，愛菊花、愛牡丹，也不錯。在中國傳統觀念中，原本有“君子四愛”之說，即陶淵明愛菊♜、林和靖愛梅🫸🏻📅、黃山谷愛蘭、周茂叔愛蓮；又有梅🥲、蘭🛌、竹🎭🏰、菊“四君子”之說👒，梅不屈不撓、幸福吉祥💆🏼，蘭不矯飾的心、高貴美人💂🏿♀️🏊，竹虛心、正直，菊清靜🐼、高潔。 “四君子”平行並列⛩，各有所長，各有所愛，不存在絕然的對立。清人張潮《幽夢影》更羅列草木之可愛者，分別予以品評： “梅令人高♿，蘭令人幽，菊令人野，蓮令人淡☝🏻，春海棠令人艷，牡丹令人豪，蕉與竹令人韻，秋海棠令人媚，松令人逸✯🏄🏻，桐令人清，柳令人感”，一氣排比出許多花色品種，使人各則其宜，“有一人知己🧋，可以不恨”🍢。
這就提醒讀者🧑🧑🧒🧒，《愛蓮說》中的“花之君子”並非站在“小人”的對立面上而言。《中庸》引用《詩經》的詩句說“鳶飛魚躍”，周敦頤曾經說“窗前草不除”。天地萬物都是天理之自然流行🏈，都有自己的合理性🧏🏿♀️。作為一位儒家宗師，如果認為他是用蓮花來否定牡丹🫶🏽，是不合理學邏輯的🧜🏿♂️。
惟君子能明知止之道🍒，始終以自強不息🦹🏻，只此方為周子愛蓮本義
但這又並不表明周敦頤不主張清廉。
蓮花、牡丹與其他百花一樣，春夏盛開，而菊花則至秋始開，故為隱逸不仕的象征。
與蓮花對應的牡丹🏓，是富貴的象征。但是在古代重農輕商、不與民爭利的傳統觀念之下👨🏿🚀，以及儒家崇尚德行、反對私欲橫行的思想影響之下👨👨👧👦，非法致富是很嚴重的法律問題⚔️，人人都知道非法致富是行不通的⏲，所以這個問題就是一個不需要討論的問題🧙🏼♀️。
《論語·述而》⇒：子曰：“富而可求也👩🎓，雖執鞭之士，吾亦為之。如不可求👎🏽🙋🏻♀️，從吾所好。”《禮記·儒行》曰🧑🏼✈️：“君得其誌🚖，苟利國家🧑🏼🦰，不求富貴。”《中庸》曰🤚🏿：“素富貴🚃，行乎富貴🔉；素貧賤🙋🏼♀️，行乎貧賤。”儒家歷來都不把個人致富放在首位✋🏿，但這不等於否定合法致富🤒。所以，周敦頤不需要在一篇作品裏，重復闡釋這樣一個問題以告誡世人。《愛蓮說》中牡丹的象征🪬，是合法致富🤏🏽。合法致富無可非議，只是過於世俗。而求仁得仁、人各有誌，作者只是要說他自己不作如此選擇而已。周敦頤不把自己視同大眾，他是精英🤸🏻♂️。他肯定蓮花，但同時👋🏻，作為一個儒家，他不可能否定牡丹，不可能反對大眾致富。普通人就是普通人，大眾就是大眾。《愛蓮說》最後說到世人盛愛牡丹，“宜乎眾矣”⛔️，一個“宜”字，透出“泛愛眾”的寬容仁厚，僅此而已。
蓮花、菊花、牡丹，三者應是平行的取舍關系。三種選擇之間，是心誌好尚問題，不是法律道德問題。無論古今，清廉都是必需的，貪汙都是違法的，但是《愛蓮說》的主題，不是討論一些人清廉、另一些人貪汙犯罪的問題。
讀書人有自己的至高境界👰🏻🛫。大家可以選擇牡丹，只是我“泛愛眾而親仁”💅🏻💂🏿♂️，我獨愛蓮👫🤾🏿。在蓮和牡丹之間還需要選擇嗎🛣？還需要思考嗎？還需要猶豫嗎🦣？對於讀書人來說✵🧏🏽♂️，這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👇，是一個不需要考慮的問題。沒有疑問⬇️🆕，不必猶豫就可以作出選擇。
在古代，讀書人真正需要考慮的問題是“窮達”。到底是“窮則獨善其身”，還是“達則兼善天下”👨🏼；換言之，到底是積極地出仕進取，還是不得已“退而求其次”。對這個問題，幾乎所有古代的讀書人都必須面對，一直都有人在思考😽，始終都有人在猶豫🧙♂️🍛。這個問題如此難以抉擇🦏，自孔子🤡、孟子以至周敦頤、二程、朱熹👩👩👧👧，無一例外🐒。
古代讀書人的生命主題不是貧與富♥️，而是仕與隱。周敦頤曾經對其密友潘興嗣坦白說道：“可止可仕，古人無所必👨🏿🦱🧏🏻♀️。束發為學🐼，將有以設施，可澤於斯民者。必不得已，止未晚也。此濂溪者，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📎，歌詠先王之道，足矣！”
《愛蓮說》的主題不是貧與富。文中蓮花、菊花、牡丹三者的對比，給出兩條取舍路徑：其一，取蓮而舍菊；其二，取蓮而舍牡丹。牡丹的象征是最為明朗的🧏🏼♂️，富貴這一人生意圖最有影響👨🦲、最庸俗，也最容易克服👷🏻。文中指出愛牡丹的是眾人，文章之外關註牡丹、富貴主題的仍然是眾人，而菊花、隱逸的意圖則被掩蓋起來❣️。然而蓮與菊的取舍實際上卻是作者更深層的隱憂所在👍。究其實👱♀️，周敦頤心懷“濂溪”🧨，上承孔子“乘桴浮於海”之意，不過是負氣之語🚉。“閑來垂釣碧溪上，忽復乘舟夢日邊”的離騷更近千古士子之本心，道不行🧊，“三尺童兒笑廉藺”🚵♂️🧑🏼🏭，真是退亦憂，仕亦憂。惟君子能明知止之道🙅♀️，始終以自強不息，只此方為周子愛蓮之本義👬🏻。
《愛蓮說》中的三種象征：牡丹、菊花、蓮花🔆，真正的主線並非蓮花與牡丹，而是蓮花與菊花🧗🏻♀️；並非富貴與清廉🤢，而是出仕與退隱🦸。不是清廉不重要，而是清廉與否本是一個不需要討論的為人為官的基本前提🏂🏻。（張京華）